全力推进“教学诊改”是当前职教战线的中心工作。国家层面的试点首先确定中职27所、高职27所试点院校,随后各省份也相继遴选出省级试点院校;国家颁布“诊改”相关政策文件,各省份也陆续出台自己的指导方案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。毫无疑问,这些推进工作最终都要由基层学校来落实。那么,就当前各级试点院校的“诊改”推进情况来看,在取得丰厚成绩的同时,已经暴露出哪些普遍性的问题需要纠正?不妨由表及里地对当前正在进行的“教学诊断与改进”工作来一次“诊改”。
其一,“一把手”不够重视,担心“诊改”就是“找问题”,存在着不想“自我否定”的顾虑。
很多专家在宣讲时都反复强调“诊改”是“一把手工程”,“诊改”工作的推进力度与学校“一把手”的态度密切相关。然而,对于很多“一把手”来说,却存在着不想“自我否定”的顾虑,尤其是对于那些辛苦工作了多年,把大好青春都奉献于职教、维系于一校,即将退休的老校长来说,他们普遍担心“诊改”就是“找问题”,而“找问题”便意味着否定其多年呕心沥血的付出,直至影响其“荣退”。基于这种认识和担心,他们中的不少人要么对“诊改”工作不闻不问、要么阳奉阴违,极少数心理障碍较大者还会想方设法阻扰,直接影响“诊改”工作的有效开展。
其实,“诊改”并不意味着自我否定,而旨在通过“诊断”知道哪里存在问题,再通过专家指导、政府引导进行适时的调整纠正,以使学校实现健康发展、良性循环。正如人到中年,许多人都处于“亚健康”状态,诸多疾病都与平时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理念有关,通过定期体检,可以觉察病灶、发现苗头,进而及时调理、恢复健康。如果因为害怕别人(包括自己)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拒绝“体检”,导致病情延误,错失最佳治疗时机,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。
其二,“诊改”方案贪大求全,洋洋洒洒包罗万象,形式远大于内容。
近段时间,笔者聆听过一些试点院校在“诊改”推进大会上所交流的经验,院校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格式和内容雷同现象,可以概括为“三多三少”,即领导小组多、各类规划多、空话套话多,部门之间的协调少、可操作的措施少、指向持续改进的内容少。这些表象的背后,往往是学校“诊改”工作缺乏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,而根子则在于学校领导对“诊改”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。
比如“诊改”方案的“大全空”问题,表面上看似乎是有人“不会做材料”,但实质上却是学校领导把“诊改”工作当做项目“评估”在应付。再比如,某校在“诊改”中除制定学校的“十三五”规划外,还分别由教务处、师资处、学生处、科研处等部门编写了许多“子规划”,以体现“诊改”目标的精准性,但仔细比较之后会发现,这些“子规划”不仅与学校的“母规划”对不上号,就连“子规划”之间也不能够相互映衬佐证。显而易见,学校只是简单地向相关职能部门下达了“编写规划”的任务,却并未事先做好科学的顶层设计,这样的“文件”再多、材料再丰富,也只是形式主义,很难起到推进“诊改”和提高“诊改”效能的作用。
其三,“诊改”的指标类似“体检套餐”,计划改进的目标不够“聚焦”。
为了帮助和引导基层学校逐步学会自我诊断,主动建立常态化的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机制,教育部颁布的诊断与改进“指导方案”列出6个诊断项目、16个诊断要素和99个诊断点。显然,这些项目、要素和诊断点有些类似于传统“评估”中的“三级指标”体系,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如何去“达标”“过关”。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,许多学校就不可避免地把“心思”用在了增加“指标”上,以体现其认真、细致、完美。比如,某省根据该省近几年集中开展选择性课改、现代学徒制等实际情况,将“诊断点”由国家的99个增加到113个,这尚算是一种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的创新,而有些试点学校受此影响,将“诊断点”进一步增加到118个,则难免有牵强附会、投机取巧、投其所好之嫌,不值得提倡。
其实,国家明知“诊改”不同于“评估”,却仍按传统“套路”推出这些“项目、要素和诊断点”,完全是因为目前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去“诊改”,旨在解决“无从下手”的问题,完全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。眼下的“给”指标,是为了今后最终“不给”,实现“无为而治”。所以,作为基层尝试“诊改”的学校,完全不必追求“豪华套餐”,而更应重视“个性化”的定制套餐,以将“诊改”目标更进一步地聚焦到本校的特定需求上来。
综上所述,要想有效推进“诊改”工作,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当务之急,也是必由之路。可以想见,一则只要求教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参加“诊改”培训的会议通知,能够对与会者产生多大的误导;一所沾沾自喜于对口高考升学率不断刷新、“逐年攀升”的“诊改”试点学校的经验分享,该当如何回应听会者对于“办学方向”和“办学定位”的质疑。常言道,目标找对了,就不用再担心路途遥远。同样,目标如果找错了,即使“试点”再多,推进力度再大,或许只会有南辕北辙一种结果。眼下的“教学诊改”工作,当以此为镜鉴,边推进边“自诊”。
(作者王寿斌系浙江永嘉学院教授、副院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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